如何评价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的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作，即便不是如此，他的电影也是充满诚意的。伍迪艾伦与别的导演的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影片剧本多数是自己写的，很多别的导演或者会从别人手中现成拿来一个故事或者自己瞎编一个故事，伍迪就不同，他的电影的风格、内容变化就是他的一部精神自传，很多时候伍迪并不能够在一部电影里面就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答案往往在后来的电影才能体现，这是因为他也跟我们一样在思考，就像安妮霍尔一样。在安妮霍尔里面，伍迪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如果说我们的世界是由欲望主导的，那么我们是否还值得活下去？伍迪前期电影受叔本华和弗洛伊德影响特别重，所以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比较消极的——这并不是故作忧伤，很多先锋派的导演喜欢故作忧伤，这不是伍迪的做法，真正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从安妮霍尔的无可挽回的悲剧到《我心深处》里面的极度压抑，伍迪这段时期思想流离失所、无所去处。我们知道伍迪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而且是二战之后的犹太知识分子。犹太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信仰上帝的，他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普通的信仰、迷信，他们的信仰大部分都具有一种很高的学理水平，但都含有一个共同点：犹太人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将拯救世界和犹太人，使他们免于颠沛流离。从这一点看就不难理解伍迪之所以徘徊的缘故。伍迪理所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信仰，但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深深地影响了他（同样的还有耶路撒冷的历史），让他产生了怀疑，即弥赛亚也许永远的不会降临，所有的信仰只不过是自我麻醉。“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祈祷”被伍迪巧妙地转化为一个虚无主义表述：既然没有所谓的正义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么我们不如及时行乐吧——但是，万一如此的生活还是苦大于乐呢？那么，就连“写作业也没什么意义了”（安妮霍尔）。伍迪后来的一些电影都是他的思想实验，他通过塑造故事来叩问是否有一种高于一切的东西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生存？后来他找到了，这也成为了他前期与后期电影的分界线——《曼哈顿》。伍迪通过曼哈顿发现，一个人仅仅为了生存下去就还得需要信仰。这是二战后犹太知识分子的典型路线：从反信仰回归信仰，但不是回到原地，而是更高层次的信仰。曼哈顿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是伍迪提到约伯的故事（关于约伯问主可以看看圣经）；二是提到了莫扎特，莫扎特是一个关键的意象，懂得古典音乐的人都知道莫扎特意味着什么，因为爱莫扎特就意味着爱上帝；三是提到了马克思，原话是“为什么人生值得活着？——首先，毫无疑问，为了马克思”。伍迪前期当然提到马克思，但他时还不太了解马克思的哲学，他对马克思的印象停留在希特勒与斯大林形象上，后来他才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秘密——马克思也是一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精致的神学。这在他后来的电影里面经过反复的发展，杂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价值，达到了不露斧凿痕迹的程度。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新的东西，本雅明（也是犹太人）有过相同的想法，即将马克思与犹太教核心结合起来，创造一种超越种族、信仰界限的普世价值观，但伍迪艾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用电影的方法很好的表现了出来，不像一些流俗的电影那样，那些电影通过主人翁说两句似是而非的话（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啦、柏拉图曾说过啦），充满空洞的说教意味，伍迪通过故事让人体会到那些他没有明白说出来的道理，这是一种很高的技巧，作家的技巧。伍迪有一种作家的性格，敏感、胆怯、渴望真理、自我怀疑，这也决定了他的电影多数是以一种内心拷问、自责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现在伍迪的电影在尝试另一种东西，即将生活美学化，这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遥相呼应的，详细可以看看他的几部欧洲电影，巴黎、罗马，都旨在让人回归一种本真的生活。所以很多人说伍迪的电影已经走向死路，这事实上是对伍迪很大的一种误解，因为伍迪聊得问题不是随随便便的问题，而是永恒的问题，是亘古常新的问题。同样的误解出现在话唠上面，就像我们平常不会觉得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个钟头是话痨一样（除非我们不理解），伍迪的台词从手写、到拍摄、到制成电影，经过层层思考，每句话都有针对性、辅助性的作用，都朝着它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如何评价伍迪艾伦的电影？这并不仅仅是考量伍迪作品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到我们自身对我们自身境况的理解，毕竟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导演，还同时是一个宣扬信仰的传教士。
伍迪·哈里森的介绍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美国演员，于1961年7月23日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出生。1993-94年，伍迪成功地出演了《不道德的交易》和《天生杀人狂》两部电影。1996年，伍迪因在传记片《性书大亨》（The People）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奥斯卡影帝提名。2010凭借《信使》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饥荒伍迪糟糕的秘密是什么砍树砍多了会变成海狸，身上所有的物品全部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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