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唐山大地震评价如何？
时代感，是历史灾难题材电影的根，从“讽刺”中来的冯小刚，早年用戏虐的喜剧来建立普通人的时代感，后来用宏大的悲剧来建立一代人的时代感。
但到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变得棘手起来。它是如此熟悉——毕竟，唐山大地震才过去了40来年，却又十分模糊——毕竟，很多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历史。冯小刚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将历史的宏大与厚重，与人性的伟大与平凡有机的联系起来。
灾难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但人性是伟大的。作为“拍啥啥就成”的国内最成功的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用他独有的敏锐与睿智，嗅出《唐山大地震》的独特，在亲情的伟大和生命的无常之间，他准确找到了令人动容、感人肺腑的感情宣泄点。
《唐山大地震》的片名虽然宏大，但唐山大地震不过是这部电影的背景。正如电影的英文名叫做《余震》，地震固然可怕，但活着才是一切的开始。
本片聚焦于地震面前一家人的分离与重逢，这与原著小说的脉络不谋而合：将灾难带来的一瞬间的巨大破坏力，通过两代人的心灵纠葛表现出来。
冯小刚的聪明之处在于，把灾难场面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而是将大量的篇幅用在灾难之后，带着内心创伤的人们如何的生活。毕竟，房子塌了还可以重建，感情和信仰塌了，一辈子就完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天灾，实际上只有短暂的23秒，但对片中的一对母女来说，是漫长的32年。
人是有感情的，灾难面前“救小的还是救大的”的人生选择，任何人都会犹豫、彷徨，无力抉择。正因为电影设计了这样一个剧情爆发点，才会令很多观众陷入情感的纠结，并引出跨度三十年的故事。
《唐山大地震》中，将故事的主线清晰的划分为三个段落，分别是母亲李元妮、姐姐方登和弟弟方达，他们都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却因“救小的还是救大的”的艰难抉择，而遭遇了不一样的人生际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姐姐的“幸运”的，被解放军基本完好的救出来，和军官养父母幸福、甜蜜的生活了这么多年，上了大学，当了单亲妈妈，却依然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陈道明饰演的养父，看起来是个功能性的角色，但那种发自内心的隐忍和包容，对养女的关爱有加，以及触及底线的无力感，让姐姐这条主线变得充满戏剧性。
徐帆饰演的母亲李元妮，是本片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当年，为了救小的不得不放弃大的，这是她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冥冥中，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没有死，可以说，是一个母亲矢志不渝的直觉，支撑他走过了震后的三十年。
影片最后，失散多年的母女在父亲的墓前再次相见，这是本片最具情感色彩的段落。徐帆极富爆发性、具有层次感的一段“哭戏”，仿佛将半辈子的感情一股脑的宣泄了出来，不由得让观众动容。
虽然冯小刚在感情戏的处理上，做到了尽可能的克制、内敛，但依然无法摆脱苦情戏最大的弊端——煽情。在巨大的悲情面前，无论是本片的感情走向，还是徐帆饰演的母亲，都会不由自主的向悲情色彩上偏移。
此外，本片试图将人物的感情走向，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但从最后的成片来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过分渲染的感情，冲淡了时代性这个关键元素，观众的所思所想，全部都是围绕着一对母女的感情纠葛，选择性的忽视了不同时代背景带来的异同。
唐山大地震电影走出宏大叙事模式的《唐山大地震》，在个人经验的探寻和发现上，为现实主义创作开拓了新型道路。个人经验，体现着对世界、对社会的独立理解和认识，它经常逸出常识，也往往区别于共识。影片中的女儿方登，由于地震灾难的特殊承受，形成了与母亲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她对世界的一般性看法，构成了她与身外世界相处的孤僻方式。她远离养父养母外地求学，她为了孩子抛弃学业，她怀抱可能具有的恋父情结远嫁异乡，她与世界比肩而行又充满怀疑，她绝望地渴望被爱，自身却难以调动爱的能力。地震的“前世”拖曳着震后的“今生”，被劫难颠倒和粉碎的美好事实，究竟能否整合与恢复，没有人能够迅速给出答案，只有她在残缺和偏执的等待中自我沉淀。
这是属于女儿方登的个人经验。这种经验并没有因为抗震救灾的胜利和新唐山、新生活的降临而发生强硬的扭转。影片与这种个人的独特经验保持着一种平行关系，对方登的独立人格给予了同情式的充分关注和理解。同样，现在被普遍称之为伟大母亲的元妮，她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债台高筑”的普通女性，她的劫后余生也全部是为了偿还属于她个人的心灵债务，隐忍与坚守同样没有被世事变迁所改变。影片对这样一个母亲同样保持着同情式理解的平行关系。这种平行关系的难能可贵在于，影片从头至尾没有诞生一种权威力量，没有力图用社会身份的差别来影响内心，没有试图用成熟的道理来支配人物，并要求随之改变。影片自由行走在个人经验的轨道上，使所有人物摆脱了被支配、被安排、被要求的地位，以独特的存在证明着生活的吊诡和生命的复杂，并最终相信，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个人的独特经验也一定会给世界沉淀并奉献出珍贵的价值。
把价值的形成和锤炼，移交给独特而又独立的个人经验，这是影片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又一个现代性品质。我们的创作惯性曾经是，价值的形成和提炼，一般要遵从来自于大多数的“典型化”概括和抽象，个人经验因不具备普泛性也就不再具有代表性。来自于社会群体和组织架构之中的人物典型和性格特征都有着统一的共性和社会身份，人物的情感命运、性格脉络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不管银幕上的一切是否和观众内心的隐秘感受关联对应，电影的内容却常常在以“典型性”代表的名义我行我素地表演。这样传达出的价值，也可能具有真理性，但经过“共性”陶冶而遴选出的形象代表，无法触动每一个丰富的内心，这样的价值体现便难以走向心灵深处。
重视个人经验的发现和表达，在这个多元、多向、多变的时代更显重要。个人经验的差异性，组成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尊重差异性的个人经验，才能更加逼真地靠近社会的动态与生态，在差异性的个人经验中不断选择，才能逐步辨析出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现实主义的现代品格，要求自觉承认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有理由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一个良性的起点，虽然个体经常处于幽暗的处境，但血肉构成的生命有着自我完善的伦理结构，他们会在自我求证的道路上引导出价值，这个价值属于自我，又与人类共享。所以，平等地对待个人经验，超越社会身份，把弱势群体、边缘处境、压力焦虑和英雄气概、优越权威平等看待，甚至在情感的天平上永远向弱势倾斜，在追求个人公平的前提下争取社会和谐，这会使现实主义电影进入深度写作，使现实主义在现代语境下重新获得地位。
让意义的艰苦求证拥有温度
眼泪和感动是观众看完《唐山大地震》的普遍感受，但影片留给人们的不是凄苦的悲情，而是温暖的核心，这也是观众对影片的基本结论。在尖锐的个人经验中，实现紧张关系的文化和解，这得益于影片对价值和意义的艰苦求证，通过32年人生历程的求证之路，人们发现真理其实如此贴近：“亲人终究是亲人”，原谅和被原谅仅仅在于心灵门扉的洞开，冰川一旦消融，依旧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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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唐山大地震》是根据张翎的小说《余震》改编而成，由导演冯小刚执导。徐帆、张静初、李晨、陈道明、陆毅、张国强和陈瑾等联袂出演。影片于2010年7月12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举行全球首映式。电影描述1976年发生在中国唐山的7.8级大地震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救姐弟之一。母亲最终选择救了弟弟，但姐姐却奇迹生还，后被解放军收养，32年后家人意外重逢，心中的裂痕等待他们去修补的悲感情节，再一次勾起了当代人们对那一段惨痛灾难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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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电影简介电影《唐山大地震》讲述了一个“23秒、32年”的故事。 1976年，唐山，卡车司机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为救孩子，方大强死了，方登和方达没救成却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元妮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方登听到了母亲作出的抉择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震后，元妮独自抚养儿子，坚强地活了下来，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夫妇领养，进入了全新的世界。母女、姐弟从此天各一方……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7.8级大地震将唐山在23秒之内变成一片废墟。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面对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绝境下无奈选择了牺牲姐姐而救弟弟，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让幸存者陷入一个震后32年的情感困境。导演冯小刚说，这部电影的情感力量可以真正传到观众的心灵深处，让人反思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和生死考验，是对人“心灵的拷问”。当看到预告片中小女孩从雨中废墟中醒来，周围一片伤亡景象，哭着被人抱走的镜头时，“母亲”徐帆不禁流下了眼泪：“任何一个母亲做出这样的选择都会崩溃，这种情感像喷泉一样从我的身体里爆发出来，很久都难以释怀。”“女儿”张静初在看完预告片后也激动地流下泪水，她表示《唐山大地震》感人至深，是反映中国人情感的动人影片。 对于个人来说，在灾难中生存下来是一种幸运，但不可否认的是，地震所带来的后遗症，不仅仅是震后的生存问题，更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心理问题。电影《唐山大地震》表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同时也关注了灾后人们如何释怀并摆脱心灵的枷锁。冯小刚透露，电影的结局还是充满了温情，让人从心里感受到温暖，给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一个“催泪弹”的评语，大概算不上不礼貌，还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描述。电影的故事虽然起自一场记忆犹新的天灾，但如果只是一部灾难片，故事的演绎要脱开“形式大于内容”的套路，难度要大得多。冯小刚对此有清楚的意识，所以他给影片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讲一个带着心理困局的家庭跨越30年的恩怨冷暖、亲情善意与离散聚合，也留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一切得以释放。观众浸染在一波强于一波的感伤气氛中，必然涕泗难掩。